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中心理论组学习内容

2012-02-21 08:37:57   来源：   撰稿：   摄影摄像：    ;  评论：0 点击：

【内容】：寻找教育独特的灵魂——写在2011年岁末的思考

从“虎妈妈”到“绿领巾”，从PISA大获全胜到北京的小学足球队以0：15惨败给俄罗斯的小学……《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的一年里，教育面临着种种冲突和坚守——

相信“人”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强烈批评对部分学生的歧视性对待。相信主体的崇高，因此我们才会反对“虎妈”那种忽视主体感受的教育方法。相信全面发展的神圣，因此我们才会热议中国小学生为何在足球赛中一败千里。相信改革的必要和创新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对PISA抱着检视的态度，而不容忍任何改革的混沌以及创新的停步。

这一切的背后，都肩负着我们对于教育事业的大叙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等等。但在大叙述之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个体的小叙述：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的班主任勒令，不能看杨红樱的小说和《哈利·波特》；还有一位母亲告诉我，孩子的老师在发放试卷时，如果孩子考得不好，老师就把试卷团成团，劈头盖脸地朝孩子扔去。孩子要当全班同学的面，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试卷，而孩子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没考好，老师才这样嘛。”个体的小叙述，如千万支流，小溪潺潺，汇聚成不得不让我们直视的问题：实的教育与理想的教育为何有这样大的距离?

温家宝总理曾谈及什么是好的大学，他说：关键“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好的教育何尝不是如此?没有自己独特灵魂的教育，常常扭曲、变异成了别的东西。

教育本不是工厂，却搞成了工厂那样；教育本不是军事，却模仿着军营管理；教育本不是经济，却被当作为经济服务的工具看待……教育总是在与其他东西的关联中去表达自己、寻找自己，却独独少了自己独特的灵魂，少了“教育之为教育”的根本。让教育从物质包围圈、从功利包围圈里突围出来吧。只有在赋予受教育者自由表达之天空、独立思考之能力的过程中，教育，才会真正成为“教育”。 

使每个人都“自由地生长”

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发起了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后来，记者采访他，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学生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昕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因此，才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好的教育，就应该如西南联大一样，能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维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又如何出成果呢?

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自由很多，选择也很多。校园里几十个社团，上百门选修课，还不自由吗?可为什么我们还困惑于“钱学森之问”，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关键是，再多的选择自由，体现的也不过是学习领域的不同。而自由的根本，却是精神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是要使每个人“自由地生长，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是要让每个人在自由中，“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这样的自由，在当前教育中还很稀缺。

中部某省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在一次期中考试时，以批判教育专制主义的口吻写了一篇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分)，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那是一篇什么样的作文呢?“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教育者们首先不允许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后说，我知道，这句话表选了李白的放荡不羁，这句话表达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答剐的不给分。”……班主任找到学生。据学生回忆：“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儿，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你。”班主任还要求学生转班甚至转学。于是，学生再没有进过教室。面对学生的自由表达、独立见解，教育者选择了退缩和压制。尽管“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中说了出来，前者还被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可现实中我们仍在大批量地制造着“精神平庸者”。

4％——这是上海学生PISA夺冠后，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数字。PISA将学生阅读素养分为7个精熟度等级，最高级为6级。OECD认为，达到6级的学生将来在知识社会可胜任领袖级任务，达到5级的学生被看作明日潜在的世界知识工人。上海学生中，有17％达到5级，但达到6级水平的仅占24％。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在具有创新和决策水平的阅读素养高段竞争力上，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这一现实，与上世纪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一句话，相互激荡。她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为什么?

    因为没有精神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就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造。

    有国外学者发现，与欧洲和亚洲等国家相比，美国中小学生在参加数学、物理和其他科学或技术学科方面的国际测评时，成绩始终处于落后位置，然而，美国的创造活力却举世瞩目。尽管美国也招揽了不少其他国家最好的学生，但不可思议的是，原创性的和有价值的论文却多出自于美国学生之手。原因何在?就在于美国教育对“学生的异端思想生成和突破性方法路径”的宽容和鼓励。

    在西方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油画《雅典学派》。在画上，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边走边进行激烈的争论。他们的手势一上一下，表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原则性分歧。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孔子讲学图”。在这些画上，孔子总是居于高台或中心位置，学生们则凝神静气，倾听着老师的点拨。

    看似同样的师生对话，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师生之间是“我一你”的关系，后者却是“我一它”的关系。老师是把学生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能够自由表达的个人“你”，还是视做一个被简单对象化了的物件“它”?

   偏好后者，我们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选择前者，我们才能以包容心对待学生的异质思维，才能达致“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

   曾到一所小学采访，有位老师很有意思。为了鼓励学生自由表达，她有时会故意制造一些事件，鼓动学生去反对她。她对我说：“我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哪怕是反对我的观点。”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正照进教育的现实，欣喜不已。  
 
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人本是能思考的，但若要独立思考、善于思考，则并不容易。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

答案恰恰相反。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到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此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

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

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

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

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恐怕不是。

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

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

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把这个通过感悟、顿悟去形成自己思维方法的过程省略掉了。

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什么是“智慧”？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锤炼出来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工具箱”——思维方法或方法体系。拥有了它，我们就拥有了征服未知的工具。方法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终极的和终身的意义。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才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而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则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思维方法课，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如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也许有人奇怪：哲学与思维何关？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养成独到的思维方法。因此，哲学才会又被视为“大用之学”。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他在幼时背诵《庄子》，书中的“攸”、“忽”、“混沌”等概念激发出了他的“介子”理论构想。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大成教育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所有知识分成了11个门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而与这11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的，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等哲学门类。他说：“连思维都不科学，哪还有什么科学？”

如今，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已是大错特错，而把许多哲学范围的知识，当作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更是错上加错。钱学森的话，实在是一声响亮的警钟。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给他什么样文化环境

只有拥有了健全的人格，我们才能够自由表达、独立思考。健全的人格从何而来？由学校文化浩浸润而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文体虽然不带来实得，但可以播撒美好和光明，可以引导人们走进真、善的晨门。

我们承认，每所学校的文化都是不同的。如今，很多学校都喜欢给自己办学冠名为“XX教育”。这表明了他们的文化追求。但是，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我们不能以强调特色来抹杀普遍的规律与价值。

首先，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学生在学校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意味着学校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一条新闻吸引了我：安徽省某小学两位六年级学生喝毒药自杀，她们在黑板上写下遗言。一位学生写道：“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两个六七岁的孩子，进了一所小学，经过五六年的教育熏陶，怎么会从天真无邪变成厌世轻生?在学校里，她们到底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70多年前，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详细制定了学生“生活的方法”，或许可和现在的学校做一比较。新安小学对学生规定：一、每天做内体运动一次。二、每天整洁一次。三、每天写日记一篇。四、每天吃开水五大碗和豆浆一大碗。五、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时。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意一笑，怎么连“大便”这样的事也位列其中?更出人意料的是，每天的功课无一字提及。说完了每天要做的事，接下来是每年要做的事：每年种痘一次、每年洗澡约八十次到一百次。然后扩大到其他，如能欣赏名歌名画和自然风景，每日轮流做主席和记录，每日轮流烧饭和抬水，征集社会批判……这些让人赞叹、值得回味的要求，细致具体，包含了身心发展、道德修养、审美人格等各个方面。于这种生活中浸润长大的学生，怎能不拥有健康、阳光、向上的人格?

现在，我们听多了学校为文化建设而高喊的口号，也看多了学校在谈及文化建设时，言必称景观的做法，新安小学着实让人耳目一新。这所70多年前的普通小学，真正彰显出了学校文化的本质：它落脚于人，落脚于日常生活的点滴，悄无声息地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成为一个人成长的雨盔和泥土。其次，文化不是普通的生活方式，而是面向心灵的生活。对学生来说，学习静态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他要的是体验，是希望他生命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爱有恨，都能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印痕。

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过处便有情”，也是学校文化的臻境。当代学者何兆武，到近90高龄时，仍然记得自己少年时到北京图书馆借书的情形：“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何老讲的是图书馆的文化气质带给他的终身影响，“一段沙路，一阵沙沙声”，多么简单，多么干净，但是从简单和干净中，却散发出纯粹的美来。这何尝不是对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借鉴?

如今，校园里的景色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校园生活里却少有这样的纯粹和简单了。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学生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更是日见杳如。今天的校长们，在创建学校文化时，似乎理智远胜于情感，他们更多的是在用头脑而不是他们的整个心灵在创建。所以，现在的学校文化，往往不能使学生全身心地激动。什么样的文化能让人身心激动?我想，那一定是富有诗意的文化。所谓诗意，它超脱于物质环境，直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它所提倡的，是让师生永远保持着一种赤子情怀、保持着一种敢于挑战世俗的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从而让人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开阔的成长空间。

正是这样的文化，让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求学时，敢与导师争论不休，话语激烈又尖刻；也正是这种文化，让杨振宁在就读西南联大时，就敢于批评爱因斯坦的论文，说他“毫无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言行间，渗透出来的，正是一种生命和精神的自由感。人最终是受文化规定的。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给他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所以，当我听到有人说，“学校文化热”快结束了时，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在成本计算的框架里，任何慢性的靠气质温润养成的文化行为都会遭到嘲笑。

叶澜教授曾说：“教育忘了精神，忘了文化，我真是有点忧虑。”愿她的忧虑不会成为现实。（来自：《人民教育》2012年第1期     文/记者    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