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推荐学习材料之三十七---《校长风度》

2014-07-13 20:04:36   来源：校办   撰稿：杲占强   摄影摄像：    ;  评论：0 点击：

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没有教育家的时代，有的只是教育官僚或者称为教育肉食者，不是他们给教育注入了多少思想魅力人文关怀，而是他们借助教育升官发财嚼着教育的肥肉借以自肥（故称为教育肉食者）。每当谈到教育家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深情的目光投向过去，投向春秋时候的孔子，投向朱熹，投向王阳明，投向梁启超，投向蔡元培，投向胡适，投向梅贻琦，投向张伯苓……，但是没有今天的许智宏、顾秉林，因为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认为他们是合格的学者。

什么样子的校长是优秀的校长？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没法简单说明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在一下几点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1．  人格独立，有学术良心

“许校长，各位校领导，我观察本校历史，的确作为北大校长，许多事务相当棘手，发言非易。然而，像这次关站事件那样是非分明者却是不多见的。作为一个教师，我觉得有义务向你们陈述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期望作为守校有责的你们能够出面挽救我们这一个言论空间，这既是为这个网站上的网友们，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你们的据理以争、据法以争也最终使你们能够无愧于这所学校，无愧于先校长蔡元培、胡适和马寅初所树立的伟大人格。”

这段文字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因为一塌糊涂关闭，自己代表学者和学子向北大的许智宏校长及相关领导寻求支持的一封信。因为北大有追求自由民主爱护学生的传统：蔡元培校长曾经奋力营救过被北洋政府抓起来的学生，虽然他未必赞同学生的思想观点；胡适力争不许军警入校捕人，。蒋梦麟为“一二•九”学潮开除的一些学生松一大笔钱解决他们继续读书问题，……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可是现在的许智宏们却无动于衷，或许他们对这样的小事不屑一顾，或许他们并不认为一塌糊涂有什么存在的理由，总之到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说什么，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蒙混过关，但是我知道：人民心中有一杆秤，我们不是也冷暖自知吗？

2． 对教育有自己的主张并践行之

伟大的教育家都是有自己的教育主张的，比如晏阳初、比如陶行之，比如梁漱溟。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义无反顾。当然，这种教育主张也未必要写出来才算，比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一生中没有留下什么教育文稿（有的一个是关于大学在大师一句得尽风流），但是他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完全运用到了具体的管理和建设中，所以清华能够一跃成为中国顶级学府。今天的教育界肉食者非独没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就是践行上也是差的太远。

“尊敬的刘书记，以上是我敞开心扉，向您汇报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无疑这是一种冒险，但灵魂安宁，我无悔。或许我成为了您的一个难题，我很理解您在这一岗位上的压力与无奈。但我更相信，从本质上，您更是一位中文人，一位艺术工作者，一位可敬的长者，真实、正直、值得信赖。

出于信任，我写信给您，向您求助。我相信您对青年教师会给予爱护与保护，我相信您的开明会与我们时代的开明相称。”

与贺老师进信时隔一年，吉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讲授林昭这一自由的魂灵而被一个所谓的学生告发，最终被学院剥夺了讲课的资格。这封信就是他给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特色：大学党委书记）的第三封信，然而刘书记毕竟是官场上的书记，一个在官场环节伸缩自如的书记，他也是沉默，什么都没有说。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给卢老师打电话，她依旧没有工作，依旧在反思自己做法是否有意义。我只能在粤北渐冷的空气中静静的吸一只烟，向北方的这个坚强的女性致敬并祝福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家庭万事如意。但是请我们记住这个党委书记，他的名字叫刘慧智，我希望这样的教育肉食者遗臭一万年。

毛主席当年曾经说：北大水浅王八多，我看吉林艺术学院更是如此。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以后，众多的专家学者加入探讨，包括艾晓明教授、傅国涌先生、张鸣先生、王晓渔先生、崔卫平教授、徐友渔先生、张鸣先生、胡迪先生、萧瀚教授、贺卫方教授等等，几乎没有一个人赞同学院的做法，然而学院像一只鸵鸟，把头扎进屁股里，把屁股漏在外面，我感到透骨的悲哀。

在这方面，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正因为这样，他在处理校务时总是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朱自清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时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同上，第59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3．校长不是官僚，是教育工作的服务者

记得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自己要为科教当后勤部长，一时中国的教育兴国战略风生水起。这就涉及到中国的校长的角色定位的问题：是高高在上，还是全心全意的为教师为学生服务。胡适校长在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没有一点架子，把权力完全下放给教授和教师，自己不是一副指挥的嘴脸，而是尽力去帮助他们辅助他们，甚至实行无为而治：有了规章制度，胡适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他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

当时中国公学的教师待遇都很好，但是胡适以自己在校时间很短为理由，每月只从学校拿100个大洋用来雇车。这是一种怎样的风度，试看今日中国，大学校长教授有车者几人，校长无车者没有几人，对比鲜明，今不如昔啊。

其次，我是赞成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的，职业化的意思是说，他只能做校长的管理工作，不能分心去做别的事情。陶行知先生说过，要做一个完整的校长而不是命分式的校长。什么是命分式的校长呢？他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说一个人有了妻子，再想情人，那就是命分式的校长。一个校长必须专心，心无旁骛，他还说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小者关系到千万人的学业前途，大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难道这样的事业不值得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去追求吗？

4．无私心有魄力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北伐战争之后，北京大学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并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帮助蒋梦麟重返北大，胡适与傅斯年等人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北大筹集100万元，再加上北大的100万，用于聘请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之无私心、有魄力可见一斑。

而梅贻琦夫人两次出外打工更成为了教育界的佳话。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后，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刚从美国归来的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说他听到这话后内心非常难过，因为公款公用是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只能说明他奉公守法，不值得褒扬。如果有人公款私用，那与偷窃、抢劫有什么两样？（同上，第382-384页）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校长有没有这种理念。

5． 尽心尽责尽善尽美

梅贻琦在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同上，第184至185页）。

竺可桢也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体育馆发表演讲时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著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372页）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 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370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老校长们的风范已然成为绝响，我希望当这些人完全腐烂以后，中国的教育能够长出几株大树来。